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3%�Can China Reverse Its Demographic Decline?当然�

易富贤)：中国(能否扭转人口衰退趋势？

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新生儿数量从前一年的954万骤降至792万，几乎只有2016年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时预期值（1433万）的一半。事实上，中国新生儿数量已跌至1738年水平，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仅为1亿5000万。

在终于承认严峻的人口现实后，中国政府于去年推出多项促生育政策，希望借此推高出生率。但生育率的下滑犹如滚落山坡的巨石一般势不可挡，就算能推回坡顶，也绝非朝夕之功。

毕竟，结婚数量的下降趋势难以逆转——孕育中国85%新生儿的20岁至34岁女性，预计将从2025年的1.05亿人锐减至2050年的5800万人。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，中国婚恋市场存在显著的供需错配。持续数十年的选择性别堕胎导致育龄女性严重短缺，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催生了“剩女”现象——女大学生的数量远超男生。2010年时，6岁儿童的男女比例为119比100，而该群体在2022年进入大学时，本科录取的男女比例则为59比100。这导致更多男性难以找到老婆，女性则可能因为偏好更高学历伴侣而终身不嫁。

中国的现行政策，不过是日本应对人口衰退时所采取的无效策略的缩减版。日本的生育率从2015年的1.45（远低于2.1的替代水平）跌至2024年的1.15。面对更为严峻的人口结构制约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日本实属必然。

生态法则表明，密度会抑制细菌、植物和动物种群的增长，人类亦不例外。东京各区及其下辖市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，伦敦、纽约和上海也呈现相同模式。美国建成区人口密度通常为每平方公里800至2000人，而东京约为每平方公里6000人。中国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900人，而在那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、二线城市，许多区域经常达到每平方公里2万至3万人。

高人口密度会推高住房成本，而更高的房价收入比则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。近年来，加拿大、美国及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一部分原因，就是房价飙升。鉴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日本，且房地产泡沫规模更大，提升生育率将须要改造城市（拆旧建新），以降低人口密度和住房成本，但此举却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崩溃。

日本的经验还表明，男女初婚年龄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，25岁至29岁未婚女性占同年龄段女性人口的比例也是如此。中国人的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男性26岁、女性24岁上升至2020年的29岁和28岁。更严峻的是，25岁至29岁未婚女性比例，从2000年的9%飙升至2020年的33%，2023年更高达43%。

中国政府推出“新质生产力”政策，以抵消老龄化对经济的拖累。但此类促增长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延长受教育时长，进而推后结婚和生育年龄，增加未婚人口比例，同时进一步降低生育率。

日本的经验也表明，并不存在简单解决方案。它通过提高消费税来资助生育补贴。但俗话说得好：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这些负担最终落在家庭身上，导致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比重从1994年的62%降至2024年的55%——这一损失几乎无法通过补贴来弥补。台湾的生育率同样从2000年的1.68跌至2025年的0.72，部分原因在于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67%降到55%。在中国大陆，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3%，使得养育子女变得更加困难。

中国提高生育率的最佳选择是提升家庭收入占比，此举既能刺激消费，又能消化过剩产能。但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推行这种范式转变，因为这可能削弱财政实力和权力基础，进而重塑中国的政治格局。

更何况，即使中国能通过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来提高生育率，效果也难以持久，因为此类干预措施可能削弱家庭结构，并降低男性劳动力参与率。北欧国家实施类似政策后，非婚生子女比率飙升至50%到70%，纳税人沦为“公共父亲”，而“公共子女”则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。

这种集体主义模式——本身就让人联想到导致数千万饥荒死亡的中国大跃进（1959年至62年）——是不可持续的。在北欧国家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芬兰，生育率从2010年的1.87跌至2024年的1.25；瑞典则从2016年的1.85降至2024年的1.43，折射出供养老人与孕育后代之间的冲突。

一根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，而中国则有多个环节亟待强化。唯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，生育率才能回升。当众多国家亟需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可行方案时，人们期待中国能树立一个不损害人权的典范。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，至今无人能破解让巨石滚上坡的难题。

作者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科学家，著有《大国空巢》一书

英文原题：Can China Reverse Its Demographic Decline?

版权所有：Project Syndicate, 202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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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正在引起越来越大的焦虑，现在政府也焦虑起来了。

民间一方面焦虑新生儿太少，有人甚至提高到民族存亡的高度；另一方面焦虑工作机会还是僧多粥少，那就是人太多。人们永远想不清楚到底是人口太多还是太少。不过现在的新生儿数量跌到1738年水平，这个有点吓人。当然，数据就是王八蛋，如果不加条件和定语的话。1738年的新生儿存活率和人均寿命、人均健康寿命和现在没法比，所以单独提出一个新生儿数量不说明问题。

育龄妇女到2050年可能下降一半，这也是惊人的，但要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提高一倍，那又补偿回来了。会吗？什么事情都不能线性外推，尤其是关于人和社会的事情。在北美，60后、70后、80后里丁克族挺流行，现在恢复到生育意愿，哪怕三十多快四十了，也不放弃“再试一下”。“先走一步”的更是普遍生两个，三个的也不少。而且这与阶层的关系不大，从穷人到富人都这样。这和60-80年代的社会潮流是相反的。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反转，就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了。

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愿望可能是“微笑曲线”。低教育提高到中等教育程度时，生育愿望确实是下降的；再提高教育程度后，生育愿望反而上升一点。不会十个八个地生，但两个甚至三个还是不少，没孩子也大多是有问题生不了，而不是不想要。大部分为了事业而晚生的，只是推迟，但不是拒绝。当然，有些人推得太迟，上帝帮她们拒绝了。

女性嫁给学历更高的男性，这是传统观念，会变的。我在加拿大已经碰到过好几个“倒插”的，人家也过得挺好，只有我这个老脑筋看着别扭。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有传统观念，洋人也有的，只是淡化得早而已。这也与职场上男女平等有关。

房价与生育率的关系似乎不如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的关系更紧密。大城市、高密度确实有压低生育意愿的趋势，上海城里人生孩子从来就没有苏北乡下人多。这里面恐怕不只是空间小的问题，可能还有社会心理因素。看来极大提高小城镇生活水平、降低大城市密度才是有效办法？那好像有点遥远。甚至不见得能通过总体人口下降来解决，要是大城市人口老化、减少，会加速小城市人口流入、填空吗？

初婚年龄推迟可能更多与宅家族或者立业艰难有关，年轻人也更想“趁年轻、多玩玩”，不急着结婚。

日本、北欧经验也表明，提高福利、增加生育补贴并不解决问题。等着国家发房子才结婚生子的，还是别等了，这和躺平族等着国家发工作岗位一样，没用。你想用自己的身体抗议？随你；坚持要把自己的一脉从地球上抹掉？随你。

当前的出生率下降与几十年前的一胎政策和重男轻女有关，但这个影响是一次性的，“洪峰”过去了就过去了。城市里从来没有多少“杀女婴”的问题，中国城市人口占2/3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即使农民工生孩子放到老家去养，也不再存在“杀女婴”的问题。现在对出生率的焦虑最主要还是在于是否会继续下滑，而不是保持在当前地位。

把人口与消费简单挂钩太简单粗暴，根本回答不了为什么美国人口只有中国1/4但消费比中国还要高1/3。人口降低到多少才是可持续、“适当”的当然可以商榷，但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也不取决于保持14亿人口。文革时代开始“一个不少、两个正好”的时候，只有7.5亿人口。